对话陈行扬：我写乡土，但不沉迷于乡土
 

陈行杨


访谈嘉宾简介：

陈润庭，男，1993年生于广东汕头澄海，广州某高校中文系学生，以小说创作为主。
 
陈行扬，男，1992年生于潮州，毕业于广东财经大学，短篇小说《水鬼伯》获得第五届“包商杯”全国高校文学正文比赛小说组二等奖、华东师范大学第七届高校原创文学征文比赛小说组一等奖。
 
陈润庭：行扬你好！
陈行扬：润庭你好！
 
陈润庭：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有新的作品吗？
陈行扬：这段时间朋友们给我推荐了很多书目，加上自己落下的功课要补回来，任务比较重。近期正在写一篇短篇，七月初应该能完成。
 
陈润庭：你的小说《水鬼伯》中，潮汕民俗“担西瓜”的魔幻色彩让我印象深刻。这让我想到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们对拉美文化独特的表现方式。你对于本土文化民俗融入小说创作有什么样的心得与考虑？
陈行扬：我认为小说就是讲故事，故事就有它的时代和文化背景。本土文化民俗应该是作为这种背景出现在小说里。它可以是故事的依附，就像竹竿一样，让情节的藤条攀爬上去，但是它不能超越故事本身。如果对故事没贡献的民俗，哪怕再有趣，我也会放弃它。
 
陈润庭：中国乡土文学发轫于鲁迅，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我发现在你的创作过程中，有两个比较分明的阶段，之前你的《死活》、《神树》等作品，基本都是架空现实，依靠奇特的想象力让你的故事活起来；而后来的《乡斗》系列和《水鬼伯》，“乡土”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，而且语言也和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。造成你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陈行扬：你确实是一个敏锐的读者，不过在我自己看来，我的写作应该分为三个阶段。
我喜欢超乎寻常的故事。所以我一开始就从构思和设计上寻找表达的渠道，于是写了《死活》、《神树》，包括《大城小事》等这些天马行空的作品。但是这样的写作让我感觉非常吃力，或许我的生活阅历和写作功力还不足以支撑这种架空式的写作，因为我还做不到创造一个独立和谐而又典型化的艺术世界，我只是单纯的在虚构。
就在那个时候我接触了路遥、莫言的作品，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：我需要找到自己的写作根据地，这个根据地就是自己的故乡。于是我开始写潮汕的故事，《乡斗》系列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。我写得很得心应手，感觉我的写作终于落地了，特别是我的语言，不需要怎么修饰，从血液里就流出来了。《乡斗》系列是我写的最满意的现实主义作品，我把我那个邮票一样小的故乡的截面放进我的故事里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和潮汕故乡如此亲近。
但是我很快就不满足于这种写作，纯粹的现实主义让我觉得拘束，我还是喜欢打破常规思维的写作。我开始思考，能不能把现代主义的“想象”跟现实主义的“乡土”这两种元素糅合在一起呢？正好“水鬼担西瓜”这个素材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，于是我就写了《水鬼伯》。可以说，《水鬼伯》是我个人写作历程的一个尝试，从目前这篇小说收到的反应和评价来看，这种尝试是成功的。
 
陈润庭：作为一个90后的小说创作者，你认为你所面对的“乡土”与前辈作家的“乡土”有什么殊异？
陈行扬：这个问题我现在还回答不好，因为我也无法很明确地给我作品中的“乡土”元素统一归类，我的风格还未成熟，不稳定。加之我对潮汕文化了解得并不深刻，急需回归到潮汕文化中，成为一个真正的潮汕人。
其实在处理“乡土”元素的问题上我是比较功利的，我不是因为热爱潮汕文化才去表现它，而是因为它能给我的故事锦上添花。我写乡土，但我不沉迷于乡土。就像《水鬼伯》，我只是想讲一个水鬼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刚好发生在潮汕而已。我也不想把自己局限在潮汕文化里，就像陆天明老师说一样，小说要写出普世的典型。这也是哈金提出的“伟大小说”的标准。
相比于前辈们，我的“乡土性”可能会弱一点。不像沈从文、汪曾祺那种“风物大于人物”的叙述，我更偏向于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，还有情节的曲折，“乡土”在我这里只是为故事服务。虽然我的故事是发生在潮汕，但是我希望故事的人物能跳出潮汕，不要偏安一隅。
 
陈润庭：你的小说语言风格清丽，经常给读者营造一个诗意的世界。这种诗意与自然，有时候让我想起汪曾祺晚期的一些小说。有人说每个创作者后边都站着几个大作家，你的创作又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哪位作家的影响？
陈行扬：你不是第一个把我的作品和汪曾祺联系起来的人。霍俊明老师在点评《水鬼伯》的时候就指出这篇小说有沈从文和汪曾祺那一脉的东西。能够被人和沈从文、汪曾祺一起提及，实在让我受宠若惊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汪曾祺的，不过接触得比较晚，而且读的少，所以谈不上受他什么影响，只能说是一见如故。
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是村上春树、马尔克斯，还有莫言。初读他们的作品，我的感触便是“小说还可以这样写！”。特别是村上春树他那种现代化的想象力实在让我目瞪口呆，我读了特别多他的作品，后来自己在写作时也就特别钟情于奇幻题材，不自觉想要打破常规，跳出日常范式。
 
陈润庭：很多写作者对于自己的创作会有规划，这是一种写作自觉的体现。你现在对你自己的创作有什么规划？
陈行扬：这也是我近期比较头疼的问题。《水鬼伯》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代表作，但是它太独特了，无法复制，很大程度上限制着我现在的写作。我想写出超越它的作品，又不想依靠它的光辉，这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。我会继续写这种“魔幻”加“乡土”模式的小说，但是我不想把自己归在乡土作家里，跳不跳出潮汕的“乡土”，要取决于我接下来对潮汕文化的回归程度。
 
陈润庭：你怎么看待城市化进程下乡土的失落，城市题材会不会进入你的创作视野？
陈行扬：这个问题是时代性的，是每个作家都无法回避的。现代的城市化背景下，乡土文化的逐步没落是不可避免的，我们只能暂缓这个过程，但是无法阻挡。由于城市生活经验的不足，我不敢去碰城市题材，怕露底。不过我应该会尝试把一些城市的元素和乡土的东西柔和在一起，这是我擅长的。我也很想表现当代乡村和城市文化的相互交叉和过渡。这是我身处的时代，我身在其中，就算为自己，我也要写一写。
 
陈润庭：最后一个问题，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网络时代，快餐式阅读成为一种趋势。你怎么看待快餐式阅读对写作的影响？
陈行扬：随着各种自媒体、社交软件的普遍使用，信息趋于碎片化，导致了快餐式阅读。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写作方式。以前传统的叙述是要先交代时代背景，描写社会环境，洋洋洒洒几个章节主要人物和情节才开始浮现。现在小说开头第一段，第一句话就要抓住读者，而且小说的可读性，故事性要强，才能留住读者。其实这也有好的方面，它迫使我们写出精品，要求我们的小说从设计上、结构上、还有情节上都要精致巧妙。不利之处在于短篇小说势必会更受欢迎，相较之下，长篇就问津者了了。写长篇变成吃力不讨好，叫好不叫座的事情了。
 
来源： 益阳文学论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