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玉宝是3000名“国家的孩子”中的一员，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位。回忆起前半生，尤其是养父母健在时的那些点点滴滴，刘玉宝这位1米8几的汉子忍不住红了眼圈。他说：“直到父母离世，他们都没有告诉过我的身世，在他们心里我就是亲生的。”
1960年9月，刘玉宝的母亲郭素英在好友白荣芝的陪同下，从锡盟医院把刘玉宝接回家。后来白荣芝告诉刘玉宝，他是锡盟医院最后一个被领养走的孩子，大约1岁左右，由于身体较差一直被医护人员放在保育箱里。
被接回家的刘玉宝，上面还有两个姐姐，那时候全家只靠父亲刘振富一个人的工资生活，日子也是过得紧巴巴的，可却从没有亏待过刘玉宝，为了给他增加营养，母亲每天都让两个姐姐轮流去给刘玉宝打牛奶。那时因每个月供应的细粮都是定量的，父亲心疼他，为了能让刘玉宝吃到细粮，就去买高价细粮。从刘玉宝记事起，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，一针一线满满的都是母爱。
刘玉宝从小就特别爱学习，深受母亲疼爱，尽管后来他母亲又生了个儿子，但对刘玉宝的爱却不曾减过，老人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把他培养成才。然而就在刘玉宝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，母亲病重，为了筹集医药费，刘玉宝不得不辍学。那时候刘玉宝已经在邻居和同学的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因此他更加珍惜这份亲情，下决心要回报养父母和国家的养育之恩。1979年12月，刘玉宝应征入伍，退伍后被分配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工作，成为一名锅炉工人。
参加工作后，刘玉宝开始自学，先后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、中央党校函授学习。每每他有些懈怠或者累了的时候，眼前总会浮现出母亲温柔的笑脸，想起母亲小时候对他说的话：“我家玉宝最爱学习了，以后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一定能为社会做很多的事。”
刘玉宝的母亲和父亲于1993年和2004年相继离世，但他们一直是刘玉宝前行路上的精神支柱， 他潜心研究，先后在《档案学研究》《人文科技》《内蒙古档案与社会》《中国教育研究》等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。2010年12月，他历时3年多撰写的《当代档案管理研究》出版发行，此书对锡盟的档案管理工作有着深远意义。
尽管在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绩，可刘玉宝并没有自满，他始终对党、对国家、对草原、对父母都心怀感恩。前些年，锡盟地区部分“国家的孩子”南下寻亲，刘玉宝也想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。刘玉宝深情地说：“我是‘国家的孩子’，更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在我心里，草原和江南都是一体的，无论哪里都是我的家，都是我的亲人，我相信，如果我的生身父母还健在的话，他们也一定能够理解我的心。”
刘玉宝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。这些年来，无论是汶川地震，还是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他和妻子积极捐款，钱不多却饱含着浓浓的牵挂与爱。